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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是如何像獵物一樣捕獲我們的?

譯/方塊

來源:譯指禪(yizhichan007)

譯指禪導讀:

深度長文,對上癮行為一步一步抽絲剝繭。

如果蘋果,Facebook,谷歌,Twitter,Instagram和Snapchat逐漸削弱我們掌控自己思想的能力。

那我想請問,我們是否會走到一個時期,到那時民主已經不再起作用。

請看來自《The Guardian(衛報)》的文章:

Justin Rosenstein調整了他筆記本的操作系統,不僅用來屏蔽Reddit,還讓自己遠離他視之為海洛因一般的Snapchat,同時限制他自己使用Facebook。但即使是這樣依然不夠。

在八月份,這位34 歲的科技管理人員採取了更極端的手段限制自己使用社交媒體和其他有吸引力的科技產品。

Rosenstein買了個新iPhone並且讓他的助手設置家長控制模式來阻止他下載應用程序。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Facebook裡“喜歡”(Like)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被他稱之為有著無底洞般魅力的“虛假快樂的美妙提示音”。不過Rosenstein也有理由知道這一點,因為就是曾作為Facebook工程技術人員的他,創造出了“喜歡”按鍵。

十年前他曾經熬夜編寫出後來被大眾稱讚的按鈕的原型,現如今,Rosenstein加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矽谷小眾團體,這個團體抱怨著所謂“注意力經濟”的發展,即互聯網圍繞著廣告經濟的需求而改變。

這些反抗者極少是公司總經理或者公司創始人,這些人不願脫離“他們的公司正在將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詛咒。相反的,反抗者則想將公司降低一兩個級別。

像Rosenstein一樣,設計師,工程技術人員以及產品經理們在多年前參與鑄造了這個數字化的世界,而如今他們都在嘗試逃離這個世界。“這是很正常的,”Rosenstein說,“人們大都懷著最好的目的去創造發展,但這對於他們而言也意味著無法預知的,消極的結果。”

Rosenstein過去在Google工作的一段時間內協助創造了Gchat,現在他在舊金山領導著一家提高辦公效率的公司,這家公司主要關注心理作用對於特定人群的影響。

研究顯示,這些人每天會觸摸、拍打或者點擊他們的手機2617 次。

隨著擔憂增長的還有沉迷其中的用戶,科技促進了所謂“持續性局部關注”,極大地限制了人們集中精神的能力同時還可能降低智商。最近有研究顯示,手機僅僅是出現都能損害認識能力,即便手機是關機狀態也是如此。“所有人都無法集中註意力”,Rosenstein說,“毫無例外。”

人們大都懷著最好的目的去創造發展,但這對於他們而言也意味著無法預知的,消極的結果。

但是相較於對政治體系的影響,這些擔心都是小事。Rosenstein的一些同行相信社交媒體的興起以及以興趣為基礎的市場主導著政治體系。

他們認為,像英國退出歐盟和川普的晉升等政治問題與沈迷社交媒體之間,網絡勢力完全顛覆了政治體系。與此同時,這種勢力甚至能修飾民主黨,類似這樣的事雖未經查證但也司空見慣了。

在2007 年,Rosenstein所在的Facebook的工作小組決定創造一種最簡便的操作方式:只需單擊就能通過平台“傳送一點積極的能量”。Rosenstein認為Facebook的“喜歡”的特點是“非常”成功的。

在人們享受那種短時間內給予和收穫認可的快樂時,這種約定便普遍地被接受了。與此同時Facebook能夠收集到用戶偏好的有效信息,並可以將它們賣給廣告商。

這個想法很快就被多方借鑒,像Twitter曾經用星形表示“最喜愛”(favourites),現在採用了心形表示“喜歡”,還有Instagram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應用軟件和網站也藉鑑了它。

Rosenstein的同事Leah Pearlman在2009 年通過blogpost公開了這個特徵。現如今他是Facebook的產品經理,他所在的團隊創造了“喜歡”按鈕。現在35 歲的插畫師Pearlman通過e-mail聲稱她並不滿意Facebook的“喜歡”和其他吸引人的反饋循環。

她安裝了一款網絡瀏覽器插件來去除Facebook新的回饋信息,同時雇了個社交媒體管理者去打理她的Facebook,這樣她就無需親自出馬了。

“我們這類人談論這些事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可能是記得過去生活樣貌的最後一代人了。”Rosenstein說。不知道這點是否有關聯,Rosenstein,Pearlman和大多數的科技人員都在三十多歲時質疑當今的注意力經濟,他們都是記得使用掛式電話世界的最後一代人。

很顯然,大多數更年輕的技術人員都在切斷和自己產品的聯繫,他們還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禁止使用iPhones, iPads甚至筆記本電腦的矽谷精英學校。

看來他們年輕的時候常聽Biggie Smalls在他的歌中講述想努力戒掉可卡因帶來的麻煩,告誡人們永遠不要過度沉溺於自己的情緒中。

今年八月的一個早晨,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程序員,科技企業家前往舊金山港灣中心參加會議。在會議組織者Nir Eyal管理的一堂課上,他們每人支付高達1700 美元來學習如何讓人們養成使用他們產品的習慣。

39 歲的Eyal是《上癮:讓用戶養成使用習慣的四大產品邏輯》的作者。他耗時多年諮詢科技公司,還將自己仔細觀察矽谷巨頭運作所得的技巧教授他人。

“我們享受科技如果嚴格來說不算是一種癮,也已經成了一種本能衝動。”Eyal寫道。“這種衝動刺激你去查看消息提醒,推動你花幾分鐘去逛YouTube, Facebook,或者Twitter,結果到頭來你發現自己一個多小時後還在刷網站。” 這些並不令人意外,他寫道。這都是“設計師的目的。”

他解釋說,一些微妙的心理陷阱能夠讓人們養成習慣。例如讓人們的收穫多樣化使之造成一種“渴望”的心理,或者利用消極情緒作為“觸發點”。

“無聊,寂寞,沮喪,困惑和不確定的情緒通常能夠引發微小的痛苦或者煩躁,同時幾乎能立刻促進下意識的行為來平息自己消極的感覺,”Eyal寫道。

在2017 年的習慣峰會上,參會者可能會對Eyal感到驚訝。當時Eyal走到台上並宣布今年的演講主題就是關於“稍有變化的東西。”

他想表達關於科技控制逐漸加深的擔心,他認為科技控制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害或者說不道德的了。他勸告觀眾要注意不要沉迷那些有說服力的設計,提防自己不要產生強迫症。

但他也會維護那些他讓我們防範的科技,並對那些把對科技上癮視為洪水猛獸的人表示不屑。

“現在我們並不是要把Facebook和Instagram看作毒品,”他邊說邊點開了下一頁,上面是高糖分的烘焙食物,“ 就像我們不能責怪烘焙師做出了這麼美味的點心,我們不應該指責科技製造者製造了大家都樂意使用的優秀產品。”他說。“當然這也是科技公司將會做的事。實話實說:我們還能希望他們怎麼做呢?”

講話的最後Eyal沒有反諷,而是提了一些關於對抗科技吸引力的個人建議。他告訴觀眾自己在使用Chrome的拓展功能——DF YouTube,“它過濾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觸發點”他在書中提到了這點,並且還推薦了一個手機應用Pocket Points,它“在你需要專注時獎勵你關掉手機的行為。”

最後,Eyal還透露了他為了保護他的家庭做了多大的努力。他在房子里安裝了插座定時器,定時器連著一個每天定時切斷網絡訪問權限的路由器。“這個想法是為了讓我們記住自己並不是無能為力的,”他說,“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但我們也能這樣嗎?如果製造這些技術的人都要採用這麼極端的手段讓自己能自由地切斷與科技的聯繫,那剩下的我們有理由期望鍛煉自己自由的意志嗎?

Tristan Harris的回答是否定的。33歲的Tristan Harris曾經在Google工作如今成為了針對科技企業的批評家。“所有人都陷入了這個體系,”他說。“我們的思想都被劫持了,我們的選擇並不想我們認為的那樣自由。”

Tristan Harris現在是科技行業的批評者:”我們的選擇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自由。” 

Harris曾被標榜為“矽谷所能擁有的接近良知的代表”,他堅持認為數以萬計的人們無論是否使用那些無處不在的科技,他們都沒有多少選擇的權利,也並不知悉自己的生活正被矽谷的小部分人用看不見的方式控制著。

Harris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師出行為學心理教授BJ Fogg門下。BJ Fogg教授在科技圈備受尊重,因為他非常了解通過科技設計來說服他人的方法。他有很多包括Eyal的學生都在矽谷有很好的發展。

Hariis是他們之中特立獨行的一位;他勇於揭短,向人們揭示了由科技公司累積的巨大勢力以及他們影響人們的手段。

最近,他在溫哥華的TED演講中提到:“在少數的科技公司裡,有部分少數群體通過他們的選擇來操縱大多數人今天的想法。”

Harris說:“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更嚴重的問題,這正在改變我們的民主制度,同時它還會改變我們擁有與其他人進行談話和建立關係的能力。”Harris還積極活躍於公眾視野之中:發表演講,撰寫文章,與立法者會面等。他還曾企圖改變谷歌山景城總部內部人員的思想,經過三年的嘗試後,他參與了改革運動。

這一切始於2013 年,當時他是谷歌的產品經理,他向十位關係親密的同事傳遞一份名叫“關於減少分心和尊重用戶注意力的倡議”的備忘錄,這份發人深思的備忘錄在5000 多名谷歌員工中傳開了。

這其中包括了後來因此獎勵他體面工作的高級主管,不久後他將成為谷歌內部的產品哲學家並為設計的道德倫理把關。

回首過去,Harris認為自己被推向了一份邊緣化的工作。他說:“我並沒有任何的社會支持體系,”此外,他補充道:“我得坐在角落,去思考,去閱讀,去理解。”

他發掘出LinkedIn是如何利用人們對社會互利關係的需求來拓寬他們的業務;

YouTube和Netflix自動播放視頻和下一集的功能是怎樣剝奪了用戶是否選擇繼續看下去的權利;

Snapchat是怎樣創造出令人上癮的Snapstreak功能,藉此鼓勵他們以青少年為主的用戶群體之間產生不斷的交流。

我有兩個孩子,當手機阻止我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時我會深感自責。

這些公司使用的技術並不都是普適性的:他們在算法上能夠貼合所有個體。

今年,一份被洩露的Facebook內部報告中有內容揭示該公司能夠判定青少年什麼時候感到“沒有安全感”,“沒有生存價值”以及“需要大量的自信心”。Harris補充道,這些信息點是“針對個人對症下藥的最好模板。”

位於門洛帕克的Facebook 總部。該公司著名的”喜歡”功能被其創建者描述為”偽快樂的亮點”。

科技公司能夠利用這些脆弱心理使人們上鉤;例如,當人們因為自己發表的內容收穫“喜歡”時實行操縱,確保它們在用戶個體可能感到脆弱,需要讚美,或者只是感到無聊時能及時出現。

正是這種技術能夠獲得最高投標者的青睞。他說:“這裡不存在道德。”如果一家公司為Facebook的說服手段掏錢,那它或許是需要向想買新車的各類用戶有針對性地投放廣告,或者也可能是在莫斯科的造謠者想要改變Wisconsin某個選舉結果不明的小鎮裡選民的投票意向。

Harris相信科技公司並不是特地將他們的產品做得令人上癮。他們正在對廣告經濟帶來的刺激做出反應,嘗試能夠吸引人們注意力的技術,甚至會意外地在高效設計中碰壁。

一位在Facebook的朋友告訴Harris,用來提醒人們“朋友請求”或者“喜歡”的通知圖標最開始是被設計成藍色的,這與Facebook的風格一致同時這樣設計也顯得“微妙而且無害”。Harris說“但是沒有人用它,後來他們把它轉換成紅色,所有人也就理所當然地使用起來了。”

現在這种红色標識已經無處不在了。當手機使用者每天成百上千次地看他們的手機,他們會看到手機應用旁紅色的小點,彷彿在請求他們的點擊。Harris說“紅色是能觸發別人的顏色,這也是為什麼它被用作警示信號。”

Harris解釋道,最誘惑人心的設計會利用敏感的心理,也正是這種能收穫到多種回報的心理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去賭一把。當你點擊應用軟件旁的紅點時,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收到一封有趣的郵件,大量的“喜歡”,還是根本什麼都沒有。這種失望的可能性讓它具有強制性。

這恰好解釋了刷新機制如何快速地成為當代科技最具吸引力和廣泛應用的設計功能之一。這種機制藉由用戶下劃,暫停,等待觀察是否有新內容出現來完成。

Harris說“每次你下劃手機,就像觸發了投幣機。你不知道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有時是一張好看的照片,有時只是一則廣告。”

創造刷新機制的設計者Loren Brichte起初是把它用在更新Twitter內容,因為流暢和直觀的設計,他本人在設計應用的圈子裡廣受好評。

現在32 歲的Brichter說他從未想過要把作品設計得使人上癮,但他也不會去爭論這種投幣機的比較。他說:“我完全同意這種說法,我有兩個孩子,當手機阻止我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時我深感自責。”

Brichter是在2009 年為Tweetie創造出這個功能的,他設計的由來主要是因為在他的應用軟件上找不到任何地方安放“刷新”按鈕。拖住內容並往下拉,以此更新內容,這在當時看來最多不過是一個“可愛又聰明”的補救方法。在接下來的幾年,Twitter就讓Tweetie將下拉刷新整合到它自己的應用上了。

從那之後這種設計在各類軟件中變成了被最廣泛模仿的特點之一; 對於成千上萬的人來說,這樣下拉的動作,直觀得就像抓了個癢。

Brichter坦言他對於這項功能的長時間延用感到不解。在這個具備推送通知科技的新時代,應用軟件在無需用戶的觸發下就能夠自動地更新內容。

他說:“它可以很快就被淘汰掉。”然而它看起來契合了人們的心理作用:畢竟投幣機如果缺少了那根需要玩家親自推動的槓桿,它便會缺少很多吸引力。Brichter更喜歡另一種比喻:這就像一些能自動關門的電梯裡多餘的“關門”鍵。“人們就是喜歡按它。”

Brichter專注於在New Jersey的新房建造時把設計工作晾在一邊,而以上這一切讓他思考自己留下了些什麼。他說:“我曾花大量的時間去思考我所做的一切對於社會或者人類到底是不是功大於過。”

他屏蔽了幾個網站,關掉了推送通知,限制自己對Telegram軟件的使用並且只給他的妻子和兩位親密的朋友發信息,此外還嘗試著讓自己擺脫Twitter。

他坦白道:“我還是會在這上面浪費時間,去看那些我已經知道的無聊新聞。”他在廚房給手機充電,晚上七點開始並且直到第二天早上都不會再碰手機。

他說:“智能手機是有用的工具,但它們令人上癮。刷新令人上癮,Twitter令人上癮。這樣不是好事,當我創造它們的時候,我並未成熟到能考慮到這些東西。我也不是說我現在就成熟了,我只是比那時思想更成熟了點,而且我很後悔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他所在的領域,並不是每個人都承受著愧疚的折磨。蘋果“管理通知連接並顯示圖標徽章”的專利發明人名單裡列著Justin Santamaria和Chris Marcellino的名字。

他們都是在二十多歲時被蘋果招聘去為iPhone工作。作為工程師他們作為幕後人員助力推送通知技術的發展,這項技術在2009 年被引進給成百上千的第三方應用建造者來保持實時的提示和更新。

但是推送通知同樣常常出乎意料地打斷很多人的生活,加速了爭奪人們注意力的競爭。在Airbnb作為移動端的領導者工作一段時間後, 36 歲的Santamaria運營著一家初創公司。

他認為他在蘋果開發的技術並不能“從本質上斷定好壞”。他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話題,下班後關機是否合適?沒有及時回复你的信息是否沒問題?是否可以對出現在自己Instagram界面上的所有內容都不’喜歡’。”

他後來的同事Marcellino也同意他的觀點。他說:“實話實說,我從未坐在那去思考怎樣讓人們上癮,我所想的內容全是積極的:這些應用軟件和人們相關聯,它們都有這用的作用。像ESPN會告訴你比賽已經結束,即使你在伊朗的家人並沒有打算給你發信息,WhatsApp也會以你家人的名義給你免費發短信。”

幾年前, 33 歲的Marcellino離開海灣地區,現在正打算再訓練成為一名神經外科醫生,並且已經進入了訓練的最後階段。他強調他不是成癮方面的專家,但他說他在藥物訓練中學習到的知識已經足夠讓他了解科技是如何影響與賭博和吸毒能產生相同作用的神經通道的。他說:“正是這些反射迴路刺激人們尋找食物、安慰、熱量和性。”

他認為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基於獎勵的行為,它們能激活大腦的多巴胺通路。他有時候發現自己點擊應用旁的小紅點知識為了“讓它們消失”,但是這就違背了利用人們心裡脆弱性的倫理原則。他說:“將人們帶回你的產品從本質上說並不是罪惡,這只是關乎資本主義。”

這或許是個問題。風險投資家Roger McNamee曾受益於對谷歌和Facebook投資的巨額回報,對這兩家公司他都不再抱有幻想,他認為他們早期的使命都被廣告帶來的財富扭曲了。

這正在改變我們的民主制度,同時它還會改變我們擁有與其他人進行談話和建立關係的能力。

他將智能手機的出現視為一個轉折點,提高競爭人們注意力的賭注。McNamee說:“Facebook和谷歌斷言他們能為用戶帶來他們想要的東西,這是他們的價值所在。同樣的說辭也適用於菸草公司和毒販。”

對於早期向矽谷獲利巨頭投資的投資者來說,這是一種出色的論斷。但是61 歲的McNamee最多也不過是個公正的商人。

十年前,作為Facebook的總裁顧問,McNamee將扎克伯格介紹給他的朋友Sheryl Sandberg,這位朋友後來成為了監管公司廣告工作的谷歌高管。Sandberg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將社交網絡轉化成廣告營銷的一個重要部分。

McNamee小心翼翼地措辭。“經營Facebook和谷歌的人都不是壞人,只是他們善意的策略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可怕後果。問題在於除非放棄他們現有的廣告模式,不然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所帶來的傷害。 ”

但怎樣能夠讓谷歌和Facebook被迫放棄這種商業模式呢?更何況這種模式能將他們變成地球上最賺錢的公司。

圖為谷歌在矽谷的總部。一位風險投資家認為,儘管監管的權利很大,但一些科技公司可能已經大到難以控制。

McNamee認為,他投資的公司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包括接受新的反壟斷法的監督。在華盛頓,政治集團的各方對於控制矽谷展現出更大的野心。但是McNamee擔心,他幫助建立的這些巨頭公司已經過於龐大以至於無法受到限制。他說:“近期,歐盟就違反反壟斷法向谷歌收取24. 2 億美元的罰款,而谷歌的股東對此不屑一顧。”

作為Facebook“喜歡”的共同創造者,Rosenstein相信,或許有可能對“心理操縱廣告”實行國家監管。他說把道德作為驅動力就好比去反對化石燃料或者煙草公司。他提到“如果我們只關心利益的最大化,那我們將很快地到達烏托邦的境地。”

James Williams並不相信有關反烏托邦的說法是遙不可及的。作為前任谷歌戰略策劃師,他為公司的全球搜索廣告服務制定了度量系統。他對這個被稱作“人類歷史上對於注意力控制最為標準化和集中化的形式”的行業有著超前的眼界。

35 歲的Williams在去年離開谷歌的時候恰逢他在牛津大學完成他的博士學位,探索有關說服性設計的倫理道德。這段經歷讓他開始發問,在新興科技時代,民主是否真的存在。

他說自己的頓悟發生在幾年前,當時他注意到那些圍繞他的科技正在阻止他集中註意力到他想做的事情上去。他說:“這是一種自我的,真實存在的體會,讓你質疑:這到底發生了什麼?難道科技不應該是幫助我們高效的完成工作嗎?”

當他在工作時瀏覽谷歌的一個儀錶盤時, 這種不適更加嚴重。谷歌的一個儀錶盤顯示了該公司為了廣告商佔用了多少人的注意力。他回憶說: “從數據上看,我意識到我們有點像在推搡或說服上百萬人去做他們不會做的事情。”

他開始了耗費數年的獨立研究,其中很多都是他在谷歌做兼職時開展的。大約十八個月之後,他在谷歌看到了Harris流傳的備忘錄,後來兩人成為盟友,並努力想從內部帶來改變。

將人們帶回你的產品從本質上說並不是罪惡,這只是關乎資本主義。

Williams和Harris大概在同一時間離開了公司,並共同建立了倡議組織Time Well Spent,該組織旨在尋找能改變大型公司設計想法的公眾勢力。Williams難以理解為什麼這個問題不是“每份報紙每天的頭條新聞。”

他說:“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們在智能手機的陪伴下早起和入睡。”現在整個世界都通過一個新的棱鏡去理解政治,Williams擔心這樣將帶來深遠的後果。

他說,同樣的一股力量導致科技公司用設計技巧去吸引用戶,同時鼓勵那些公司用一種強迫性的,不可抗拒的眼光去描述這個世界。他說:“注意力經濟激勵著吸引我們注意力的科技設計,通過這樣,它把衝動置於優先於目的的地位。”

這意味著煽動性的內容優於細節,這樣將吸引情感,憤怒和暴行。新聞媒體開始為科技公司工作,Williams補充道,並且會在註意力經濟的規則前提下行事,“為了生存而顯得聳人聽聞、顯示誘惑性和娛樂性。”

伴隨著科技崛起的特朗普: 隨著互聯網圍繞著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進行自我設計,政治和媒體已變得越來越轟動。

在特朗普令人震驚的選舉勝利之後,很多人很快在Facebook裡質疑所謂的“假新聞”,俄羅斯製造的Twitter機器或者像以數據為中心來定位作用的公司,像劍橋數據分析公司就曾左右選民。但是Williams認為這些因素都在預示著更深層次的問題。

並不只有黑幕和無良演員才會去利用網絡去改變公眾的意見。注意力經濟本身就是設置成能夠推動類似川普現象的發生,特朗普擅長通過利用和創造憤怒來抓住和持有公眾的注意力以及保持批評家的活躍。

Williams是在總統競選前提出的觀點。在美國大選前一個月發表的一篇博客中,Williams在此問題上敲響警鐘,他聲稱這將是一個比特朗普是否進入白宮“更重要的問題”。他說,真人秀明星的競選預示著一個分水嶺,其中“全新的,數字增壓的動態注意力經濟最終跨過了界限,在政治領域變得顯而易見。”

Williams在幾個月前的脫歐運動中看見了類似的動態,當時對於英國脫歐,注意力經濟向他展示了偏向情感和身份的結果。他強調,這些動態絕不是孤立於政治權利之外的:他相信它們在其中也發揮著作用,例如左翼政治家如Bernie Sanders和Jeremy Corbyn的意外高人氣以及對各種問題爆發的網絡憤怒在進步分子中點燃的激情。

Williams說,所有的這一切不僅僅扭曲了我們對於政治的觀點而且長久下去將會改變我們思考的方式,讓我們變得缺少理性並且更加衝動。他說:“通過內化媒體動態,我們習慣了一種持久憤怒的觀念風格。”

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Williams認為,近幾年對由George Orwell虛構出的監控狀態有著錯誤的執念。另一位英國科幻作家Aldous Huxley展現了他預見性的觀察結果,他曾發出警告,認為Orwellian風格的強制措施對民主的威脅還不如心理操縱的微妙力量,“人們對於消遣總有著無盡的慾望”

自從美國大選以來,Williams發現瞭如今這個全新世界的另一面。如果注意力經濟削弱了我們像思考,質疑以及為自己做決定等自我管理的重要能力,那對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他說:“系統化構建的注意力經濟的動態就是為了消減人們意志存在的,如果政治是人們個體和集體水平上意識的表達,那麼注意力經濟就是在消減民主所依賴的假設前提。”

如果蘋果,Facebook,谷歌,Twitter,Instagram和Snapchat逐漸削弱我們掌控自己思想的能力,那我想請問,我們是否會走到一個時期,到那時民主已經不再起作用。

Williams回答說:“如果這一切變為現實,我們能否意識到它的發生?如果我們不能,那我們怎麼知道它是否已經發生了?”

(譯指禪簡介:專注於翻譯國外泛互聯網領域的優質長文,精選高質量信息源,為國內互聯網用戶提供深度思考的視野和優質閱讀體驗。)

(譯指禪譯者:方塊;微信號:be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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